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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吴炤(1870~1926),原名行炤,字小钝、伏侯,笔名潜、潜山、郎庵等,祖籍天门,生于荆州。1897年入两湖书院,因得张之洞、梁鼎芬赏识,留学日本成城学校,回国后充任湖北自强学堂教习。 1901年,任湖北学务处审定科帮办,同年底随罗振玉等赴日本考察教育。次年应乡试中举。1903年秋,任省城南路小学堂堂长。1905年随清廷五大廷出洋考察,回国后编有《欧美教育规则》,并著《考察教育意见书》,清廷赏以江宁候选道,任职于南京蚕桑学堂。1906年冬,以学部查学委员视学晋省。1908年10月,赴日本充任游日学生监督及使署参赞。 1911年任满回国。辛亥革命后任沔阻、广济两县知事,奉天交涉员。1915年起历任北洋政府内务部佥事、统计课课长、职方司司长。
1926年春直鲁联军控制北京后被免职。同年7月病逝于北京。田工书法,尤善行书、篆书,曾以篆体书《道德经》、《金刚经》初版。文字学、经学、算学及教育学造诣亦深。主要译著有《论理学纲要》、《教育心理学》、《初等心理学》、《普通教育学要义》、《生理卫生学》及《哲学新诠》等;文字学著作有《说文二徐笺异》、《一切音义引说文笺》及未定稿《说文统抄》。


田吴炤译书行迹考述
刘荣臻  金菊园  
【摘要】:甲午战败之后,日本学习西方的成效得到中国人的肯定,因此从日本辗转输入西方知识也成为一种潮流。晚清时人田吴炤自幼年起接受中式传统教育,旧学素养深厚、多闻博览;成年后开始学习西方知识,外出留学。在中学方面,他继承乾嘉考据学传统,撰就《说文学》著作;在西学方面,作为两湖书院的优等生,受张之洞和梁鼎芬的赏识,于1899年东渡求学,归国后翻译日文书籍,引进新学知识。其后又于任职驻日使馆期间,寻访旧籍,载归中国,介绍逻辑学、心理学等新知识。同时,田吴炤的翻译作品也随着众多日本新词汇融入汉语,日本新词汇在中国语言中形成了包括上游字、下游字的贯穿为一的词汇体系,从而使西方的新学知识依靠这套词汇体系才得以输入,在当时中体西用和东学中传思潮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然而,类似田吴炤这样经历复杂且不以翻译家或学者名世的近代知识分子颇不乏人,但在近代中国史(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其地位往往是湮灭不彰。故此,这里考证了田吴炤的生平、求学经历、交游及若干主要活动,在政治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并特意对田氏一生译书行迹进行考述,研析其翻译作品的情况,探讨他的翻译方法和引发的反响,借此展现其在近代中国东学中传史上的地位。


田方增,数学家。致力于泛函分析基本理论及其应用研究。是在中国建立中子迁移数学理论研究组的主要学者之一。为发展我国的泛函分析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文名
田方增
出生地
奉天省沈阳(今辽宁省沈阳市)
出生日期
1915年8月3日
逝世日期
2018年10月5日[1]  
职业
数学家
人物简介
祖籍湖北省江陵县。父亲田吴炤为清末湖北省两湖书院高才生,受维新派教育之影响于1898年赴日留学两年,1902年乡试中举后,曾随清朝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及教育,1908年被派赴日本任留日学生监督及使馆参赞,1911年回国。后赴奉天省任交涉员,1915年秋调任北洋政府内务部佥事、职方司司长。田方增襁褓中随父母移居北京。1922年田方增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完四年初小,1926年在北京四存小学读高小一年级,1928年高小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同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师大附中图书馆有丰富的藏书,除数学书籍外,他还涉猎了历史和哲学图书。因初中3年的成绩优异,他被送入师大附中高中第二部(理科)。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第一年读机械工程系,第二年起转入算学系。
田方增在中、大学时期,亲身体验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封建军阀之患,自发地萌发出爱国思想,憧憬着独立自强的中国。1935年冬毅然投身反帝、反封建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次年2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夏日本侵略军侵占北平,田方增随清华大学南迁至长沙,1938年2月在长沙国立临时大学被中国共产党吸收为正式党员,后即随校步行迁往昆明完成大学学业,于1938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算学系。经清华大学算学系系主任杨武之介绍,到云南省立昆华中学任数学专任教员。1940年秋受聘为清华大学算学系助教,后任教员直至1946年秋西南联合大学解散。此期间他还在昆华师范学校及昆明中法大学附属中学兼数学课。在昆明的7年间,田方增一面勤奋学习和工作,一面积极参与大学内受党组织所影响的活动,支持西南联合大学师生的进步民主言行,投身于1945年的“一二一学生运动”,为抗日战争和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由于党内单线联系情况的变化,抗战中他在大学工作期间与党组织失去了直接联系。1956年4月20日重新入党(党龄从1938年2月起算)。
任教生涯
抗战胜利后,田方增随学校复员回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算学系任教。解放战争时期,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田方增竭力配合党的指引行动,且与民主进步的同事同学互相联络,在北平开展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活动。此协会与田方增1948年秋在法国参与推动并建立的旅法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有直接关系。其时,新中国的诞生在望,协会工作主旨是组织科学工作者学习进步的科学理论并讨论自身遇到的问题,反对国民党统治和促进留法人员回国参加建设事业,对旅法侨胞和留学生社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田方增是1947年秋考选为中法公费留学生的,赴法之前经反复考虑曾有进入拓扑群的研究之想法,但到法国后,被指定前往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有关教授却与他想做的关系甚少。1948年转巴黎大学,参与了H.嘉当(Cartan)在巴黎高等师范组织的讨论班,虽仍想致力于拓扑群之研究,但察觉到这与在国内所学稍有距离,故将主攻方向改为一般拓扑学、测度与积分和线性泛函分析,从此确定了他从事科研工作的主要倾向:泛函分析及其应用。
新中国成立后从事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方增满怀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心愿,于1950年5月从法国回到中国。同年8月被中国科学院聘为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副研究员,为筹备处第一个到职专任人员。从筹建到1952年7月中国科学院批准成立数学研究所直至今天,几十年来田方增为数学研究所的建设以及中国数学学科特别是泛函分析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一些重大的数学活动。他被聘为全国科学技术委员会数学组成员,参与了1956年制订的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有关项目,及1963—1964年编制的基础科学十年规划纲要和1977—1978年编制的纲要等部分具体工作;1978年田方增升任为研究员,同年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副所长;1979-1980年数学所分为数学研究所、系统科学研究所和应用数学研究所时,他代表数学所一方参加科学院为建立3所而成立的5人小组;1978年及1983年接连两届被选为中国数学会理事,在理事会任期内受托为泛函分析学科组负责人;1982年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编辑委员会工作并撰写了泛函数、函数空间及L.施瓦尔茨(Schwartz)等条目,承担了对泛函分析的所有条目及一级学科数学和其下各二级学科的概述条目的审订工作。
作为一位党员数学家,田方增几十年如一日地时时、处处不忘党的事业与科学进步的需要。在他长期承担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承办的全国数学学科规划的制定、组织、检查、咨询的大量具体工作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学术上,早在留学法国时,田方增就考虑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需要;50年代中后期,正当他在群上调和分析的研究取得进展,想深入更加特殊的群(如单模群)上调和分析的研究时,为响应国家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科学技术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号召,按科学规划的精神,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原来的科研计划,及时地结合数学物理、国防科技数学,开展泛函分析的工作。这导致田方增与关肇直合作,共同开辟了中国原子能科学技术领域中“粒子迁移理论的数学问题”之研究,填补了中国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中数学研究工作的一个空白,在中国成功地探索出应用泛函分析的一个重要科研领域。
田方增虽已于1986年底离休,但仍继续着自己的科研工作,还一直担任着如前所述的许多学术组织工作。他曾二度应聘为中国科学院出版图书情报委员会委员;至今仍肩负数学所主办的《数学译林》主编之职;1990年还再次受聘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及数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职务,已出版的由他主持经委员会审定规范化的、较基本的和常用的《数学名词》词条达8000以上。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的数学家田方增耄耋之年仍在为中国的科技事业默默奉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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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侯在东精力所聚”  ——田吴炤书事钩沉
2017年4月7日 16:35 阅读 567 新浪博客
中国古籍经历上世纪前半叶以日本、美欧为“尾闾”的空前捆载外徙之后,近年来又渐次有回流中国本土的趋势。这种趋势受经济、文化、国际关系合力驱动,“有数存焉其间”,其未来发展尚有待于观察。在历史上,自入宋僧奝然献书以来多次的海外“典籍回归”,每每引领学者拓张研究视野,回溯人文递嬗轨迹。即如肇端于杨守敬的清末中国学者在日访书活动,不断有新资料披露,而仍有更多史实有待考索。1907年代表岩崎氏静嘉堂洽购皕宋楼藏书的岛田翰(1881——1914),兹后也曾向中国人士让售家藏旧籍,而以田吴炤所得最称精品。田吴炤(1870——1926)居留日本的时间稍后于傅云龙、杨守敬,“得古刻秘籍至夥”(罗振玉语),但不数年斥卖尽净,今已星散四海,且未尝有《访书志》、《藏书目》之撰作,因而事迹湮没不彰,诸家《藏书纪事诗》未尝甄录,迄无学者专文介绍。笔者留心其事迹有年,今据所见原书题跋、印记及海内外馆藏簿录辑述其东瀛携归书,间附按语,以为研究古籍目录版本、中外文化交流史事者发踪指迹之助。挂漏疏误,知所不免,识者教焉[1]。

 

家世与生平

 

北宋田伟任江陵尉,因居江陵,建“博古堂”,藏书之多,可补三馆之阙。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有传,即黄庭坚诗所羡称之“万卷藏书多未见,老夫端拟乞荆州”者。其子田镐据其藏书编成《田氏书目》六卷(一说三卷)。

田吴炤,自述为田伟后人,原名行照,又名潜,字小钝、小蒪,号伏侯、潜山、郎庵等,又有“后博古堂”、“景伟楼”、“移山堂”、“鼎楚室”、“七启庵”等室名。祖籍天门,生于荆州。1897年入两湖书院,得张之洞、梁鼎芬赏识。当时曾师从的学者还有蒯光典、张锡恭等[2]。1898年留学日本成城学校。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载“田吴炤、卢静远、吴禄贞诸人游学日本,初闻其议论激烈,商之日本,欲除学籍。及毕业归国,乃深器之,吴炤以经济特科荐,静远置诸幕下,禄贞且骎骎大用”,可知他留日期间颇倾心西学新政。回国后充任湖北自强学堂教习、湖北学务处审定科帮办,光绪二十七年(1901)底随罗振玉等赴日本考察教育。据罗振玉《扶桑二月记》,罗氏此行购得日藏汉籍多种,而田吴炤可能限于财力和著意物色新学书从事翻译,并无搜求善本书的记录。次年应乡试中举。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从清廷五大臣游历欧美各国,回国后撰有《考察教育意见书》、,登载于《学部官报》。五大臣中的端方、李盛铎,都是一时声名煊赫的藏书家。

光绪三十四年(1908)10月,赴日本充任游日学生监督及使署参赞,前后约计三年,以重价屡获异书。在他之前,何如璋以来的历任使节对调查收集流传在日本的中国古籍都十分热心。他这一时期的访书活动,存留的相关文字记述极少,得书的主要途径不出书肆、寺院及日本旧家三端。岛田氏藏书是直接让售田氏,还是经过他人转手,因史料闕如,不能确知。田吴炤除将所得景宋钞《春秋(左传)正义》二册捐送皇室图书寮外,在日本还曾为罗振玉代购善本。罗氏《隶古定尚书孔传残卷校字记》跋谓“宣统纪元夏,予再游扶桑,简书之暇,颇搜求古籍,卒不得善本。既返京师,吾友江陵田君伏侯吴炤自东京以书来,言日本某旧家有藏书觅售,中有古写本《尚书》孔氏传残卷。乃亟裁书答之,乞为介绍,再匝月而此卷至”。王静安先生有《古本尚书孔氏傅汇校》稿本,亦尝取资此古写残本。在日本期间,吴炤假赠书图书寮的机缘影抄宋本《世说新语》,并将写本《广唐贤三昧集》以金属版印行。当时日本抄书、刻书的代价是相当高的,罗振玉后来居京都时致邹安函,称“此间影钞之贵有出人意外者。以前田伏侯影钞日本图书寮《世说新语》六卷,写资三百余圆。董授金写卷子本《文选》残卷五册,写资五六百元,且错误不免。此事问之静翁当知之也”。

田吴炤宣统三年(1911)年任满回国,居留北京,藏书多散入北京书肆,残卷子本《文选集注》、宋本《庄子》均为正文斋主人谭笃生所得。原因据说是“为僚属偿亏欠”。[3]他如黄善夫本《史记》等大概也在此时出手,张元济等人得诸厂肆。在京时,与董康、罗振玉、王国维、陈田、吴士鉴等学者名流多有往来,与缪荃孙过从尤密。《艺风老人日记》辛亥二月三日载“拜田伏侯,见《郎注东坡文集》,佳。至正《广韵》牌子直行大字,亦佳。《文选》、《世说》平平耳”。观堂、艺风借校宋本《容斋随笔、续笔》,也在是年二、三月间。夏后田氏即南返湖北谋求新职。今藏上海图书馆的盛宣怀档案中有宣统三年七月初八日成都《四川商会公报》一则,以“趋附端方者何其多”为题,谓“端方莅鄂后……一般宦场无耻之徒,日肆钻营。闻何世修已得总文案差,粤汉铁路鄂局总办已为田吴炤运动得之,川汉铁路鄂局总办又为王元常运动得之”云云。许宝蘅日记载田氏将《广唐贤三昧集》原本献予端方事,大概也是“运动”关节之一。适逢保路运动引发风潮,湖北辛亥革命起,正在武汉刊刻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遂散佚不完,活字本《新刊鹤林玉露》一度遺失。《容斋随笔、续笔》则售诸徐恕。入民国后,田吴炤任沔阳、广济两县知事,民国三年得熊希龄之荐,袁世凯委为奉天(对日)交涉员。1915年起历任北洋政府内务部佥事、统计课课长、职方司司长。1926年春免职家居,同年病逝于北平。生平详见自著《说文二徐笺异》后序及《江陵县志》[4]。

.    田吴炤藏书多来自东瀛,而钤印刻意宣述先世之荣光,有“景伟楼主人读书记”、“有宋荆州田氏七万五千卷堂”、“荆州田氏藏书之印”、“荆州田氏藏书”、“□山田氏收藏金石诗文书画之记”、“后博古堂所藏善本”、“景伟楼印”、“田潜之印”、“田伟后裔”、“伏侯得之日本”、“潜叟秘籍”、“潜山所有”、“潜山读本”、“潜叟金石”、“伏侯在东精力所聚”、“伏侯藏过”等。另有“七启庵”印,因得唐钞《文选》《七启》篇;“郎庵”印,因得宋郎晔注《东坡文集事略》。“伏侯在東精力所聚”一印,则系规抚“岛田翰字彥桢精力所聚”戳记。此外,笔者经见田氏经藏书籍多钤“审美珍藏”、“他无长物”印信,可能也是田氏或田氏家人用章。由于宋代田伟名气远迈吴炤,今人不了解田氏生平,时有误会。1974年台湾学者丘棨鐊于台湾《中央日报》1974年10月30日第10版发表《今存日本之文选集注残卷为中土藏写旧藏本》一文,以《文选集注》有“荆州田氏藏书之印”及“博古堂”印,认为“由此可证这个写本曾经(宋人)田伟所藏,亦可证《集注》的编成在田伟之前”,潘重规、周勋初二先生已有驳议[5]。台湾“中央“国书馆编《善本藏书印章选粹》将“田伟后裔”印印主著录为(北宋)田伟子田镐,亦有误[6]。

 

著述及刻书、抄书

 

综观田吴炤一生行迹,是一善能因应世局移易的官吏,在藏书家中的品第,大致介乎清人洪亮吉所谓“鉴赏家”与“掠贩家”,偶有“校雔家”的作为。田氏承清代朴学遗风,留心文字训诂之学,其著述《说文二徐笺异》十四卷,有宣统元年(一九〇九)手写石印本,近年《续收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收入。又有《宋本说文校勘表》清稿本庋存国家图书馆,凡亲笔校订所均钤“伏侯经眼”印,可谓精细不苟。他于日本发见慧琳《一切经音义》征引《说文》较玄应《音义》为详,遂从事笺释,成《一切经音义引说文笺》十四卷,有民国刻本。译著有十时弥《论理学纲要》、中岛半次郎《普通教育学要义》、中岛力造《哲学新诠》、斋田功太郎《生理卫生学》等,并编译《有益游戏图说》,多在光、宣年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田氏精书法,篆书《老子》、《中庸》、《道德经》、《金刚经》,清末及民国间有石印本。

田吴炤刊有《移山堂丛书》,其收录之书笔者所见及者有二种,1.曹元忠辑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题“荆州田氏移山堂重雕”;2.另所译中岛半次郎《普通教育学要义》(有1903年移山堂自刊本)。《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广录》均未著录。按是书有清光绪十九年(1893)曹氏笺经室自刊本,为《笺经室丛书》子目三种之一。相去光绪二十七年(1901)《移山堂丛书》本仅八年,或系田氏留意湖北地方文献,购取曹氏版片重刷。中国北京大瀚画廊画店,位于闻名中外的北京琉璃厂古文化街,大瀚是1983年的老店,常年收购,销售名人字画,鉴定,咨询,展示,代销,寄卖,笔会,写生,展览,出版,装裱,观摩,研讨等...微信电话同号13521205815.大瀚画廊地址:北京西城区琉璃厂西街57号.网址http://www.dahanhual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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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编、文昭补辑《广唐贤三昧集》十卷,田氏据抄稿本刊刻时,由日本人七条愷用金属版印行,不惜工本,精妙传神更胜于珂罗版,现为域内稀见之佳本[7]。

宣统元年(1909),田吴炤得岛田氏旧藏宋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归国后在鄂影刻。宣统三年《国学丛刊》第一册末有国学研究会影刊宋本郎注《东坡文集事略》广告,谓“江陵田君伏侯闻日本岛田重礼博士藏有全帙,苦心访求,乃以重金得之博士后人”、“兹由本会集资刊行,发行预约券以广流传”云云。其《券例》“每券十元”、“以二百券为限”,并拟请名工陶子麟镌字上板。然未及蒇事,武昌新军起义,分写分校诸人仓皇避乱,书遂散失不完。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清宣统辛亥年(1911)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田氏钞本六十卷,有田伏侯跋二则。一则:“是书原六十卷,都十五册,为海内孤本,辛亥八月武昌变乱失去二十六卷至三十三卷一册、四十一卷至四十三卷二册、五十一卷一册,残存十二册,至可宝贵。特钞此副本。原书已归袁抱存矣”。另一则:“此册系辛亥年在武昌影写备刊,余仅照行数字数录写,一切概未更易,据此册观之,亦可见原书面目也。又首卷及末卷原书已有脱去之篇”。民国九年(1920)罗振常蟫隐庐用仿宋聚珍版印行是书,底本为自钞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以宝礼堂潘氏藏田吴炤本补配另一宋本[8]。


田氏舶归书录

 

田氏旧藏得诸域内者不著录。田氏书钤“伏侯在东精力所聚”印信者,无日本藏印亦予著录。各书均注明藏地,不可知者暂付阙如。

 

1.周易集解十七卷附略例一卷 (唐)李鼎祚撰 明嘉靖丁巳聚乐堂刊本 

藏印:“滕原明远之印”、 “岛田翰读书记”、“有宋荆州田氏七万五千卷堂”、“荆州田氏藏书之印”、“读耕斋之家藏”、“潜山所有”、“字曰深藏”、“海日楼”。

今藏台北“国家”图书馆。

2.春秋正义三十六卷 (晋)杜预注 (唐)陆德明音义 (唐)孔颕达等正义 景钞宋椠单疏本 
《经籍访古录》、《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著录。系日本文化年间近藤守重自常陆国久慈郡万秀山正宗寺所藏景钞宋椠《春秋左传》单疏本再传钞者。行款与图书寮所藏宋椠单疏本《尚书正义》同。第八、第九两册尾有“伏侯藏过”印记。卷二十四末有田氏手跋云“《春秋正义》单疏本为世间罕见之书,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有传钞本,不知何日流出二册。予于己酉得之书肆,不忍令此秘籍归于散佚,因以之归图书寮,俾成完璧,亦艺林佳话也。宣统二年田吴炤记于七启盦”。又云“得图书寮假钞秘本以为酬”。时当清宣统元年(1909,日本明治四十三年)。昭和六年东京东方文化学院用宫内省图书寮藏景宋钞本景印,题名作《景钞正宗寺本春秋正义》三十六卷,附《解说》一卷。《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底本亦系此本。

今藏宫内厅书陵部。

按是本未携归中土,姑识于此。

 

3.论语集解十卷  ( 魏)何晏集解 日本正平刻本 

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谓田氏藏本无道佑(一作道祜)居士跋,乃《经籍访古志》所云“又有一本,删去正平跋文者,版今尚藏在日本桥书肆千钟房”者。第一册末有田吴炤跋:“己酉秋,游京都若林书肆,得正平《论语》木板一方,书贾出此对照,一一符合,以其索价过昂置之。庚戌春重游此肆,询之尚在,遂持归,改为蝴蝶装,古味盎然,洵可珍之秘籍也。潜山题记。”时当1910年。

此本抗战时期自北平图书馆移运美国,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4.广韵五卷  (宋)陈彭年等重修 元至正十六年建阳刘氏翠岩精舍刻本

《嘉业堂藏书志》著录,并录岛田翰跋。有“岛田翰读书记”、“篁村岛田氏家藏图书记”(墨印),“荆州田氏藏书之印”、“后博古堂收藏善本”、“伏侯得之日本”、诸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本。

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

 

5.字鉴五卷  (元)李文仲撰  清道光五年许槤刻本

钤印:“景伟楼印”、“则古昔斋”、“荆州田氏藏书之印”、“汪昉”、“菽民”、“伏侯得之日本”、“潜山所得”。2002年上海国际拍卖公司拍品。

 

6.史记一百三十卷(残) (汉)司马迁撰 (刘宋)裴骃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 张守节正义 宋黄善夫家塾刻本

有罗振玉、黄绍箕观款。

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

有《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

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著录是书六十六卷二十五册:“自明以后,不复见于吾国藏家。是本先由荆州田氏得之东瀛,宣统季年,余购之厂肆,书本残阙,又为书估分截数卷。卷中藏印累累,曰狩谷望之、曰岛田重礼、曰双桂楼,皆东国藏书家之著者。”

王绍曾《张元济先生校史始末及其在史学上的贡献》:“张先生知道涵芬楼的六十九卷,是由鄂人田伏侯从日本带来的,是妙觉寺旧藏。后来了解这个残帙不止六十九卷,书估将原书析而为二,以三卷归袁克文。袁以其中《河渠书》一卷贻傅沅叔。袁书散出时,其中《平准书》和《刺客列传》各一卷,为南海潘氏宝礼堂所得。”

按涵芬楼所得应以六十六卷为是。合傅、潘三卷恰合六十九卷之数。尾崎康《北京图书馆藏正史宋元版解题抄——〈正史宋元版研究〉补订》(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3/4期)详述藏书印暨递藏情况,兹不赘抄。是书自日本携归时当如森《录》为七十二卷。

卷一、卷四至十二、卷十九至二十一、卷二十三至卷三○、卷三十九至卷六十七、卷七十三至卷九○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卷二、卷三今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系由大木干一自北平购得)。

 

7.后汉书一百二十卷  (刘宋)范晔撰 (唐)李贤注 (晋)司马彪续志  (梁)刘昭注  明嘉靖八年南京国子监刻本 二十四册

1999年6月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拍品。钤“岛田氏图书记”、“岛田翰读书记”、“荆州田氏藏书之印”、“景伟楼印”。即《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曾著录者。

 

8.南疆繹史勘本三十卷  (清)温睿临撰  (清)李瑶勘定  清道光十年萧山蔡氏城南草堂膠泥活字印本

钤“岛田翰读书记”、“荆州田氏藏书之印”、“七启盦”印。

今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9.意林五卷  (唐)马总辑  明嘉靖五年黄凤仪刊本

《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谓“刊印极为精整,钤有‘高承埏印’、‘醉李高承诞字八遐家藏书记’两印,又有岛田翰、田伏侯印,盖田氏得自东瀛者”。

 

10.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  (宋)洪迈撰  宋嘉定五年章贡郡斋刻本

钤“鞠山文库”、“审美珍藏”、“它无长物”、“荆州田氏藏书之印”、“潜山读本”诸印。

《藏园群书题记》:“曾藏日本鞠山文库,田伏侯在东时得之,今归徐恕介可。后余代涵芬楼收之,价一千二百金,印入《四部丛刊》中。”

有缪荃孙跋。1911年3月王国维致缪荃孙函:“嘉定赣州本《容斋随笔续笔》共一匣(六册),并马刻《五笔》十册,藴公嘱送台端,请查收赐复。”[9]按是年2月观堂先生假荆州田氏藏宋嘉定赣州刻本《容斋随笔、续笔》,校扫叶山房重刻马元调本,凡四日而毕[10]。

按此书后为张乃熊所有,1973年张氏后人转售入公藏。江澄波《古刻名抄经眼录》著录。

今藏苏州图书馆。

 

10.《新刊鹤林玉露》六卷  (宋)罗大经撰 日本活字本

钤“智胜书藏”、“荆州田氏藏书之印”。

田吴炤题识:“是书昔年得之日本,辛亥八月藏之鄂中湖堂失之,今又于书肆偶然得见。书贾不识其为彼中珍笈,索值不昂,欣然赎归,舟中展观,不胜东瀛聚书之感。癸丑三月记于武陵舟中。”

原京都妙心寺智胜院藏书。今藏北京图书馆。

按是书花鱼尾,无刊书牌记,已改为中式装订,或系日本元和年间翻刊朝鲜本。

 

11.世说新语三卷  (刘宋)刘义庆撰 (梁)刘孝标注  田潜影抄本 

田吴炤跋:“右旧题跋三则,均宋时人论《世说》者,録之以资印证。庚戌八月二十日,伏侯记。”

又跋:“是书为日本金泽文库旧藏,现归宫内省图书寮,每卷前后有“金泽文库”印记,首页上有“秘阁图书之章”及“帝室图书之章”,均一一影摹之。原书有漫漶处,校时概用朱笔画线界出,用存其真。又有不可解之讹字,凡校出者,则用朱笔作小点于旁以识之,亦不敢妄改,致失本来面目。又按:此三卷本近已希见,《经籍访古志》谓为王义庆真本未经后世增损者,字句卷数校之元、明诸本夐然不同,其说良是。然刻印不甚工,并非宋椠之精者,《访古志》称为文字端正,未为允当。至‘钦宗以上讳字嫌名皆阙笔,其为北宋椠本无疑’一语,尚属有征。兹以有金泽印记推之,则其流入日本为时颇早,中国诸藏书目均无此本,其可宝贵亦人所共赏,矧为日本内阁所藏、传钞尤非易事乎!校毕,装为三册,并题记如此。宣统庚戌八月,潜叟记于七启盦。”

又跋:“校补漫漶即据王本,以其异同甚少,不致歧出也。伏侯又记。”

又跋:“日本内府图书寮旧藏《春秋正义》单疏本,为人间珍笈,不知何因,佚出二册。己酉秋,由岛田翰归后博古堂,余偶过内府知之,不忍令此类古书散失,乃以之返诸图书寮,俾成完璧。寮友一时感余雅意,许借此书移写一通,及再假《寒山集》,则多方推诿,不能允从。日本人竺守古籍,固可则效,其不肯多予人以便宜,亦可哂也。庚戌九月二十七日,潜叟记。”

罗振玉跋:“《世说新语》宋本至罕见,予所藏寒山赵氏本,上有吴孟举据宋淳熙十六年湘中刊本校,其本盖假之传是楼。此为日本御府藏宋刊,潜山先生景写手校。淳熙本每卷分上下,此本则否。辛亥春借校一过,与淳熙本多合,而可正袁、周诸本之讹者不少,异日当以校勘所得写入《群书点勘》中。并识语于此,以志假书之高谊不敢忘也。夏五月,上虞罗振玉记。”

今藏上海图书馆。

 

12.《桯史》十五卷  (宋)岳珂撰  宋刻本

沈曾植《海日楼题跋》卷一:“田福侯所得残宋本《桯史》,日本岛田翰藏书也。白棉纸印,点画略清晰。中间下记刊工,上记字数诸叶,犹略见宋刻圭角,然所多不过三四叶耳。第七八卷,彼以明本配入,每半叶十行,行廿字。记昔见陈文东手写入梓本,颜体精绝,板心高下略相等,或即从彼出未可知。”

 

13.《南华真经注》十卷  (晋)郭象撰  宋刊本

卷一至卷六为南宋本,郭象注与陆德明音义并收;卷七至卷十为宋本,有郭象注,无音义。卷六、卷七末有岛田翰题识。钤“竹田光鸿之章”、“岛田翰读书记”、暨田氏诸印、“谭锡庆学年宋版书籍印”。民国十一年(1922)影印收入《续古逸丛书》。

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卷上宣统三年:“二月,田伏侯归自日本东京,以所得竹添氏旧藏宋本《庄子》示乡人。伏侯为僚属偿亏欠,售诸厂友谭笃生。乡人(罗振玉)亟假归校勘。”

罗振玉跋:“《南华真经》宋本仅士礼居及海原阁有之。荛圃所藏不知尚在人间否。杨本虽现存,朱门深琐,亦不啻已佚。此本前六卷为南宋刊,后四卷则北宋椠本,以校世德堂本,补正讹夺字逾千而与成元英注疏本多合。元英本出于初唐,所据为六朝古本,则此虽宋椠,实与唐写本不异。年来所见宋椠诸疏,此为第一矣。宣统三年二月上虞罗振玉稽校一过并志语卷末,以记眼福。”

李盛铎《木樨轩藏书题记》跋清光绪浙江书局《二十二子》本《庄子》:“《庄子》宋本传达室世甚尠。辛亥三月有书贾持宋本求售,前六卷系南宋建本,后四卷字画方整,确为北宋刻无疑。行间有日人以倭训点窜,且索值太昂,遂拟不收,而取浙局刊本手校一过,乃甫校《达生》一篇,适拜提法山西之命,敦促就道,无暇钻研故纸,因以属门人王太守仁俊,七日校竟。时间既促,挂漏亦多,夜分归寓辄为补校一二,姑藏箧笥,以俟异日或有再见之缘,当重加勘订,俾成完全善本也。”

傅增湘《双鉴楼藏书杂咏—题宋蜀本南华真经》其二(《藏园群书题记》附录):“汴京古茂闽工丽,南北名刊璧合成。妙术留真传古逸,涵芬搜访到蓬瀛。”自注:“上海涵芬楼收得宋刊《庄子》,前半部为闽本,后半部为北宋刊本,其书乃田伏侯自日本购归者,余曾假校,以北宋本勘世德堂本,订正讹夺至多。南华古刻莫先于此,明清诸儒咸未之见。后印入《续古逸丛书》中。”

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

 

14.《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八十卷  (宋)司马光撰  明抄本

存十二册.嘉德拍卖公司2008年秋拍拍品。《拍卖图录》书名作《司马溫公传家集》。

钤印:“篁村岛田氏家藏图书”、“岛田翰读书记”、“景伟楼印”、“荆州田氏藏书之印”。

有岛田翰、董康、黄绍箕、潜山(田吴昭)题跋。

卷二末岛田翰跋:是书出于宋嘉定甲申金华应谦之刊本。若绍兴婺州刻本则题曰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婺州本零本自首卷至卷第十二十二卷欠失,是为可惜。今收在清国公使李君木斋架上。盖系黄荛圃百宋一廛旧收者。明治庚子正月十六日岛田翰记二十二。

《古文旧书考》卷一著录。

 

15.重刊嘉祐集十五卷  (宋)蘇洵撰  明嘉靖十一年太原府刻本

《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著录

钤“古吴徐氏”、“卓荦精庐”、“瓜泾”、“双桂楼所藏记”、“篁村岛田氏家藏图书”、“岛田氏双桂园藏书记”、“岛田翰字彦桢精力所聚”、“伏侯得之日本”、“潜山读本”、“审美珍藏”、“荆州田氏藏书之印”、“后博古堂所藏善本”、“景伟楼印”、“潜山所收”、“臣炤印信”诸印。

田吴炤跋:谨按四库提要嘉佑集十六卷附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其略云[中略]。是修四库时,并未见此本。此为明嘉靖刊本,古吴徐氏卓荦经庐旧藏,亦稀见之精也。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一日照记。

 

扉页有岛田重礼博士手录《思适斋集》卷十五《嘉佑集》题识。

 

16.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  (宋)苏轼撰 (宋)郎晔选注 宋闽刻本

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二、文廷式《东游日记》、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袁克文《寒云日记》、《宝礼堂宋本书录》著录。为宋郎晔注《三苏文注》合刻本之一种。有日本岛田重礼识语,谓重礼在本邦所购,“首尾完好,仅脱数叶耳”。宣统元年(1909)前后田吴炤得书,并作题识:“右见岛田翰所著《古文旧书考》卷第二,翰言此书为其先人所藏精本中之最者。以生计艰难一旦为余所得,其忍痛可知也,特录而志之。宣统元年田吴炤。”民国四年(1915)袁克文以银千两得之,见诸是年7月29日《寒云日记》暨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本袁跋,是时仍为五十二卷。此书民国入藏潘宗周宝礼堂后,张元济为撰《宝礼堂书录》时,已佚去卷四十七至六十。建国后宗周子潘世兹捐献公库,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存三十二卷(一至二十五、三十四至三十九、四十六)。卷二末有“岛田翰字彥桢精力所聚”戳記。钤“安阳开国印记”、“陇西李祁”、“边武印”、“岛田重礼”、“敬甫”、“篁村岛田氏家藏图书”、“双桂书楼”、“岛田重礼敬甫氏”、“岛田礼读书记”、“荆州田氏藏书之印”、“田伟后裔”、“景伟廔印”、“三琴趣斋”、“蒋祖诒印”、“谷孙”诸印,卷四至卷二十五无以上藏印。

此书国内另有一同版存四十卷,元人边武旧藏,清末在丹徒刘氏(鹗)抱残守阙斋,有内藤湖南1902年游历中国时题记:“此书日本只有一部,为岛田均一所藏,珍本无匹。前三年文芝阁东游时曾一见之,芝阁今春托仆影抄,以岛田君有意影印,未许也。湖南内藤虎壬寅十一月观刘君藏《东坡经进文稿》。”刘鹗故后,此本为罗振玉弟罗振常(子经)所得并写抄录副,收藏两年后,不能终有,售诸南浔张氏。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卷十一:“此本存卷一至四十一,以后阙。……今向伏侯钞得卷四十六至六十,尚阙五卷。”[11]抗战期间,张氏书经蒋复璁、郑振铎手让售中央图书馆,1949年后迁台。阿部隆一《增订中国访书志》因两地宋本均有岛田氏、田氏钤印,悬测岛田家有《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两部[12]。友人金程宇君《〈内藤湖南全集〉补遗》一文认为岛田翰《吾所睹古文旧书考》卷十四《先大夫遗书》仅著录该书完帙一部,则“两部”之说恐无确证,并疑台湾藏本中钤岛田印记者即当日田潜旧藏之孑遗[13]。据《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其后叶有宣统元年(1909)罗振玉题款,同叶有田伏侯题“潜叟秘籍”暨“田伟后裔”朱文方印。再次页有乙卯(1915)袁克文题记、印文。岛田氏、田氏钤印与前本同。盖田、罗、袁题识均为五十二卷本卷末,何时附从卷四七至卷六○十四卷牉合于四十卷本,当俟续考。或系民国间影印時二本错乱所致。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著录清宣统辛亥年(1911)田氏钞本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两宋本所阙五卷,或可籍之补足。  
15.不系渔舟集十六卷附录一卷  (元)陈高撰  旧写本

傅氏《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五著录。傅注:“壬申十一月文友堂见”。有同治间城西草堂徐时栋柳泉跋。

钤“徐时栋秘籍印”、“有宋荆州田氏七万五千卷堂”、“潜叟秘籍”、“田伟后裔”、“伏侯在东精力所聚”印。

 

16.篁墩程先生文集九十三卷拾遗一卷  (明)程敏政撰  明正德二年何歆刻本

钤“伏侯得之日本”、“潜山所有”、“荆州田氏藏书之印”诸印。

今藏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存卷二十五至三十,卷三十三至卷九十三。

 

17.刘子威集五十二卷  (明)刘凤撰  明万历间刻本 

钤“凌云气”、“沈璋之印”、“相成氏”、“有宋荆州田氏七万五千卷堂”、“伏侯在东精力所聚”、“潜叟秘籍”诸印。《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著录。

今藏清华大学图书馆。

 

18.六臣注文选六十卷  (唐)李善等注  日本覆刻明万历崔孔昕本

钤印:“荆州田氏藏书之印”、“潜江甘鹏云药堂收藏书籍章”

2006年10月中国书店拍品。

按是书既为和刻本,当系田氏携归中国转售甘氏。

 

19.文选集注一百二十卷(残)  (唐)李善等注  唐卷子本

是书卷六十八卷、卷七三钤“荆州田氏藏书之印”、“田伟后裔”、“七启庵”、“伏侯在东精力所聚”、“景伟楼记”、“郎庵”、“潜叟秘笈”印。第七十三卷有民国五年(1916)田氏题跋:“日本金泽文库所藏唐写《文选》,彼中定为国宝,予督学时得,有《七启》、五《颂》、《晋纪总论》各卷,首尾完全,极为可贵,今均归之他人。此虽断简残编,亦足珍也。丙辰十一月朔日潜山题。”

杨守敬《邻苏老人题跋》有《曹子建〈七启〉八首跋》,系“宣统三年六月二十有三日应田氏之请所撰”[14],文长不录。

董康《书舶庸谭》卷八:“文选集注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言金泽称名寺藏有零本,余于光宣之际偕岛田往物色之,得卅二卷,曾以语内藤博士白诸政府列入国宝。时吾国公使田参赞购得残本数卷,余从田君收得诔词一卷。田君归国后,悉鬻之厂肆正文斋。”

《艺风堂友朋书札》页444董康致缪荃孙:“又金泽文库唐人写本《文选》藏有三大轴,拟共作价一千二百元(菊生曾以千金由老谭经手购田伏侯一轴)。”

《嘉业堂藏书志》元刻本《广韵》五卷提要(吴昌绶撰):“(岛田)翰字彦桢,为日本汉学家岛田重礼之子,在内府图书寮执役有年,精校雠,能绍家学,顾不修细行,卒因金泽称名寺住持盗卖唐写本《文选集注》案,被逮自杀。”

按罗振玉民国七年影印、摹印《唐写本文选集注残本》十六卷,序文谓“此书久已星散,予先后得二卷”,此二卷或系得诸田氏。

今卷四八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卷八六藏日本东洋文库,卷九三藏日本私家,卷九八藏台湾“国家”图书馆。

 

20.广唐贤三昧集十卷  (清)王士禛编  (清)文昭补辑  精写本

钤“□櫶私印”、“威堂”、“后博古堂所藏善本”、“□山田氏所藏金石诗文书画”、“景伟楼印”、“他无长物”、“潜山所有”、“荆州田氏藏书之印”诸印。

杨钟羲《雪桥诗话》卷三:“此书荆州田氏得之日本书棚中,闻系舶载白自朝鲜者,近已用金属版法印行。”

许宝蘅《巢云簃日记》(宣统三年二月初八日):“田伏侯赠其所著《说文二徐笺异》及所印《广唐贤三昧集》,此集为宗室文昭手写,即紫幢主人,乃渔洋弟子。原本流至朝鲜,为日本购去,伏侯又从日本人购得而印行,以原本赠端午桥尚书。”[15]

田所刊本即清宣统元年(1909)荆州田氏后博古堂影印本。书前有“宣统元年荆州田氏后博古堂用日本七条愷氏所发明金属版法印”牌记,卷末版权页署“明治四十三年”(1910)七条恺印刷,东京东西文房发行。现行著录或依牌记,或据版权页,实皆同版。原本末有罗振玉跋,谓“宣统纪元夏予再游榑桑,睱则与吾友田君伏侯流览书棚中,冀得古籍善本而卒不获一二。乃即返京师数旬,伏侯忽以书至,言得精写本《广唐贤三昧集》,且邮示影印本数纸。……冬十二月伏侯再以书至,言橅印将竣事,属识数语。予既喜此书由鸡林复还中土,又深佩伏侯好古之笃,亟为印行,俾永存不至更佚也。又闻君近得古刻秘笈至夥,祝其续此编而次第授梓,予得时时快睹焉”。

   

 此外,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0年4月拍品中有唐人写经一种,经名暨内容不详,著录钤印有“审美珍藏”,题识作“唐写经卷田照记(?)”,可能也是田氏携归书中一种。

 

博识若顾颉刚先生,其读书笔记也说“知其所得不少,惜无由见其目,并不知其事迹耳”,可知田氏事迹沉堙已久,当世学人多不熟悉,笔者的“钩沉”与“摭遗”,并非完全无益的工作。

综而观之,田吴炤不仅是清末自日本访求旧椠秘本回归东土的要角之一,事实上也堪称这个序列中的“殿军”。因为嗣后近百年间,随着中日国力的升降隆替以及书籍刊印技术的更新,后来的东瀛访书者等已无舶回大批善本的机缘,而改入专科著录、复制摄照之途了。

 

 

 

 



 

中文文摘:

田吴炤(1870——1926)清末服官东瀛,寻访旧籍,舶载以归,而今世庋存海内外的若干重要典籍,究其递藏源流,存佚线索,往往存田氏鸿爪。田氏藏书事迹不彰,迄未见有专文介绍。笔者留心其事迹有年,今据作者亲见及公私簿录加以稽考,以为研究古籍目录版本、中外文化交流史事者发踪指迹之助。

 

中文关键词 荆州田氏 田吴炤伏侯

 

英文题名The Collection of TianFuhou

 

英文摘要An introduction of the Tian'scollection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between 1908 and 1911 when hetook up an appointment as a diplomat and the chief administrativeofficial of Chinese student studied abroad in Japan. An annotatedcatalogue of it is given.

 



 

 

 

 


[1] 武汉大学图书馆李玉安研究员提供方志资料,上海图书馆郭立暄先生转录馆藏题跋,立命馆大学芳村弘道教授多次提供书影,特致谢忱。

 

[2]王欣夫《茹荼轩日记》稿本题跋谓“(张锡恭)掌教两湖书院之时,日进诸生而殷殷教诲,弟子中陈毅、田吴炤、卢弼,皆有著作,为传人”。参见《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下册页134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卷上载“(宣统三年)二月,田伏侯归自日本东京,以所得竹添氏旧藏宋本《庄子》示乡人。伏侯为僚属偿亏欠,售诸厂友谭笃生。”

[4] 页761,该书编纂委员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又《湖北省志人物志稿》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5]《日本藏文选集注残卷缀语》,1975年1月12日《中央日报》;《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6]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民国七十七年。

[7]七条氏为日本率先用金属板印书之名匠。罗振玉清宣统二年春月十三日致杨守敬手札,谓“近鄙藏金文(鼎类)一册,日本友人借用七条氏新发明之金属板影印,直无异墨拓,其精更胜于玻璃板”云云。

[8]据孙毓修《四部丛刊书录》,阙卷以明成化本补其白文。

[9]《王国维全集·书信》页24,中华书局1984年。

[10]《王观堂先生年谱》页73,王德毅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

[11] 据罗振常《郎氏事辑》按语,则张氏藏本仅四十卷,非四十一卷;卷四十即四十六所改,实阙六卷。

[12]《增订中国访书志》,汲古书院昭和五十八年版,页569。

[13]《域外汉籍丛考》,中华书局2007,页240。

[14]杨先梅辑,载《杨守敬集》第八册页1117、1118。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中无杨氏此跋。

[15]载《北京文史资料》第54辑,北京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