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号：15510号
作者：文强
名称：【书法黄埔.】
价格：协商
尺寸：67X32.5

15510号文强【书法黄埔.】67X32.5立轴

文强 （中国原政协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文强（1907年~2001年10月22日），号念观，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原国民党中将、原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文贯中之父）、文天祥后人。中文名文强别    名号念观国    籍中国民    族汉族出生日期1907年逝世日期2001年10月22日毕业院校黄埔军校职    业军人出生地湖南省长沙县职    务原国民党中将、原全国政协委员所属政党先入共产党，后入国民党

他是毛泽东的舅表兄弟，在黄埔军校与林彪同期，与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同班，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以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军统人员、国民党军参谋等，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国民党的一员投身抗战，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解放战争期间，于淮海战役被俘。

1975年3月获得特赦出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为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做出一定贡献。

个人生平文强是文天祥的23世孙，父辈曾追随孙中山，文强17岁拜见过中山先生；他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亲，他和毛泽覃感情最深，中学毕业后，两人曾乘同一条船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文强在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25年到广州后由周恩来介绍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1月，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且设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文强被录入政治科大队第二队学习。

在广州，文强还应邀和周恩寿一起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与周恩寿一起送给新郎新娘的贺礼是条幅，上书“花花圆圆寿寿”。那时，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校长是蒋介石，文强还是林彪的班长，因林彪枪支走火和林彪打过架。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以后随部队转战到四川，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红一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四川23个县，后因叛徒出卖被捕，成功越狱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而离川到沪，在寻找周恩来申诉未找到人的情况下退党。

相关事件在北伐战争前夕，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了一名宣传员。同年9月，文强到杨森部下任组织科长。1927年3月，脱离杨部，奔至武汉，回到武汉后，文强被任命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指导员。8月到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28年春，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关系。在成都接上党组织关系后，他被派入川军第28军第7混成旅第2团进行兵运工作，其掩护身份是副营长、手枪大队长、团副等。1929年夏，文强被任命为中共江巴兵委书记。

1930年10月，文强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省委书记。1931年秋，文强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后被地下党救出，但在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出逃过程时，被省委主要领导误解，给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一气之下，与妻子一道出川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但未能找到党组织，脱党后经国民党著名将领程潜、张治中等黄埔教官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1936年秋，文强被任命为国民党参谋本部乙厅任上校参谋。1937年8月，被戴笠委任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秘密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1940年秋，文强改任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

文强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根据得到的情报资料，经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进攻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但人们怀疑情报的真实性，没有被引起重视。

1942年，戴笠委派文强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1944年11月初，戴笠任命文强为北方区区长。此间，文强曾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策反过来，因此以特殊功绩而晋升为中将。

文强是在日本投降后，第一批奉命到东北接收的国民党要员之一。

当时发表他的的职务和头衔，是里外两套：对内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东北办事处(简称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军阶是中将；对外是国民政府东北行营督察处中将处长兼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中将督察处处长。在军统东北办事处之下，以四平街为界，设立南满、北满两个甲种情报站。南满站设在沈阳，又称沈阳站。北满站设在长春，又称长春站。由于热河省划入东北辖境，又在承德设立一个丙种站。三个站之下，先后成立了30多个情报小组，为当年军统局外勤单位最庞大的情报机关。

经他报请任命的三位站长，沈阳站长前后是滕勉、褚大光。长春站长先后是王力、项乃光。承德站长是徐政。

1946年8月，国民党政府局部改组撤销了军事委员会，仿效美国制度，将军权集中于国防部，原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不得不相应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属于原军统局的东北办事处亦不能不随之改组，于是对内对外的头衔都改了。对内将办事处改名为保密局东北督导室，对外为东北行营第二处，改组后督导室主任及第二处处长仍由文强负责。1947年8月底调离东北。戴笠死后，1948年8月，文强脱离军统控制，自谋正规军职，在其父老朋友程潜处任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1948年9月应杜聿明邀请，去徐州出任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

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被安排到第三野战军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学习。

1950年春，文强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狱中，他拒写悔过书。他说：“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批被特赦的症结所在；后来，特赦之后的文强被重病中的周恩来召到医院，度尽劫波的师生见了最后一面，周恩来当时就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   。

成就及荣誉

1983年5月8日，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即席发言中，文强说：“实现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心愿。六届政协的新阵容，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大团结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我们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有八位专员当上了政协委员。我们这八个人都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是被特赦释放的前国民党将领。过去我们对人民犯了罪，现在我们成了新人。我们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各显神通，就是要利用我们自己有利的条件，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献计献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衷心希望台湾的故朋旧友，以国家民族为重，与共产党携起手来，共图民族的振兴大业。”

他利用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这些身份，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地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人生四步曲编辑 播报先入共产党1925年8月中旬，刚刚中学毕业的文强，满怀救国救民的热望，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同学。1926年1月，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且设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文强被录入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不久，文强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邵力子也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中山公园被捕了，后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由于此时省委机关搬到了成都，文强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如实汇报了整个被捕和出逃经过。罗世文刚从上海接受了新的中央精神归来，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批评文强不该暴露四县游击区的情况，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申辩无效，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决定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

等文强夫妇到达上海的时候，正赶上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叛变的特大恶性事件，周恩来已被迫切断所有对外联络关系，废止旧的联络方式，并于1931年底潜赴中央苏区。因此，文强夫妇按以往的联络方式和地点，根本无法找到党的关系。这样，他们原想找党中央申诉的出川行动，却成了事实上的脱党。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军统大特务由于在上海申诉无门，文强夫妇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1936年秋，文强在国民党军总参谋长程潜的帮助下，转调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与此同时，文强受戴笠委托，尽可能搜集中、日、英、苏等国研究日本问题的资料。正是有过这段系统研究日本问题的经历，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强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这个结论上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后，引起一片哗然，其他参谋人员大多怀疑这些情报的真实性。

1942年2月，文强又被戴笠派赴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惟一根据地——太行山，秘密身份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对外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委少将参谋。此行有两个任务：一是控制有降日倾向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军孙殿英部；二是重建被日军破坏的华北军统网络。文强先到了西安同胡宗南联系上，又转到洛阳见到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由蒋鼎文安排进入了太行山区开展工作。可是好景不长，1943年4月，日军发动扫荡太行山之役，孙殿英部很快投敌，根据地陷入敌手。文强率少数武装部队突出重围，回到洛阳。1946年3月16日，戴笠坠机身亡。戴笠之死使整个军统顿失重心，内部逐渐分裂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三方人员为掌控军统互相倾轧，文强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1948年8月，他利用与湖南省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同乡的关系，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最终脱离了军统。是年9月中旬，文强接连接到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参谋长。26年战犯生涯

文强被俘后，先后被关押在华东野战军设在山东益都和白滩头的“解放军官教导团”中一个高级组进行学习管训，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 1975年3月17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战争罪犯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在293名特赦战犯的名单中，文强位列前十名。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会宣布特赦“给予公民权”时，文强等人禁不住热泪长流。 至此，文强长达26年的劳改生活画上了句号。 特赦之日，文强兴奋之余，想想自己从战犯走向新生的漫长之路，不禁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了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全国政协委员 特赦三天后，生活安排工作办公室的一位干部找文强谈话，认为他请求定居祖国的决定，是真心实意的，是多年脚踏实地的改造结果。政府对此表示满意和信任，希望他能留在北京，以后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对人民有益的事。 此后不久，文强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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